面对建国初期四次人民币做空风潮，新政府的“货币保卫战”从第二次开始，大功初成于第三次。两次都主要发生在民国时期投机资本最集中的地方——上海。

  在应对第二次做空投机的“银圆之战”时，的主要手段仍然是军事和政治相结合的，由时在上海的陈毅、饶漱石、、等直接出动军事力量查封了银圆交易，并且政治性地宣布银圆交易非法，人民币为唯一合法通货。但在结果上看，查封手段尚未根本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发生。此时，已经认识到，人民币的主要敌人不再是没有信用的金圆券，而是有着长期流通历史，并且在高通胀压力下被民间资本和社会公众认同有增值潜力的银圆。银圆的市场信用基础仍然坚实。

  银圆投机失败之后的城市私人资本，转而搞起了粮食和棉布的大规模投机，靠“囤积居奇”操纵市场牟取暴利。这就是“银圆大战”之后接踵而至的“米棉大战”。

  从下文可知，打赢第三次以投机压迫人民币贬值的“米棉之战”，对于奠定人民币的通货地位具有决定意义，而其关键，恰恰不在于政府手中有更多的“硬通货”——银圆，而在于政府手中有更多的“硬货”——基本物资。正如陈云所说，“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

  这个应对第三次人民币贬值风潮的斗争过程堪称经典，最充分地展现了政府理性——将政治力量与经济运作相结合的主要运作机制。这次战役，也是第一次在经济舞台上“秀肌肉”，从此人们开始明白：站在人民币后面的，不仅是国家政治力量，还有在土地革命战争的举国动员基础上形成的举国物资调度力量。

  因此，这次成功的货币保卫战，不仅对人民币短期确立其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具有决定作用，对于中期巩固人民币信用的“三折实”措施的顺利实施也具备极其重大意义——在人民币信用尚弱时，民众总要看到其他与民生有关的信用保障嫁接上，才愿意接受它。在折实制度实践中，为人民币信用护航保驾的正是以全国范围内的物资动员能力形成的实物物资保障能力。这次完美收官的人民币保卫战，赞誉其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绝非溢美之词。

  1949年5月30日，《解放日报》报道大批粮、煤运抵上海（图片来源于东方网）

  在上面这一个故事中可以发掘出很多具有一般性的规律。私人资本在长期高通胀之中大多数都会努力使其资金析出实体经济，转向投机炒作。客观地看，这全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下的“个体经济理性”。

  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回忆：“平津解放以后，我们开始对平津二百家以上的行庄真实的情况，作了调查统计。这样才明白他们投入生产的资金额，只有他们前账资金的17%，70%以上都投入商业，而以另外的百分之几，拿些文化事业作为点缀。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行庄，在前账以外，都设有一本、二本甚至三本以上的后账。而且，后账运用的资金，竟占全部资金的80%以上，而前账却只有10%—20%，以此前后账共计，则投入生产的，便仅有1.7%到3.4%了。换句线%以上，都是从事直接或间接投机的。”

  同理，国民政府经济失败，客观原因之一就在于只掌握有限外汇、黄金白银和粮食棉纱的政府，不可能有力地以逆周期方向调节市场投机行为；政府抛售压价反而成了对投机商的巨额补贴，于是就出现了官方资本以各种方式进入投机、腐败横行且迅速蔓延，最终搞垮官方信用体系的规律性后果。

  在这两次物价上涨中，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人民币面对的对手不是早已失去信用的法币，而是民众接受度极高的硬通货——银圆。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官方赋权的纸币要与市场赋权的银圆进行信用对决。那么，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是用实物物资为纸币信用“压舱”。而要让有限的物资发挥出最大的威力来，能在短期内集中非常大的优势数量的粮棉物资乃是一击必中的重中之重。因为，一般量级的物资抛售，就没有办法压制住市场投机。